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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11月4日，黑龙江江桥。
位于江桥，其确切名称应为“嫩江哈尔葛木桥”，桥身全长达800米，它是通往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的必经要道。
上午，日本军队出现在桥上。
此刻，距离那震撼国人的“九一八”事变仅过去了两个月余——然而，在这不足两月的时光里，辽宁省与吉林省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国土，已然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。
东三省仅剩黑龙江省。
当日上午，最先踏足桥面的，系日军第二师团“嫩江支队”下辖的第16联队的第七中队以及工兵第七中队，共计约400名士兵。
直至跨越桥面，日军并未遭遇任何阻拦，这使得悬在日军士兵心中的重石终于落地——东北军似乎真的选择了放弃。
当日军逼近江桥北岸，突遭密集枪弹的猛烈射击，他们的内心瞬间陷入崩溃。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不禁疑惑，难以置信地发现，反击的竟是中国军队。
“令敌人逼近至百米之距，便猛烈射击！”
那座桥彼岸的中国守军在战事爆发前夕，接获了一道不容违背的生死令。
下达此令者，乃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也。
江桥抗战遗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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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占山，满族，1885年生。
追溯过往，已无法确切查明马占山的父母为何赐予他此名。然而，审视其日后的发展轨迹，不难发现，这个名字竟显得格外契合。
马占山自幼家境贫寒，年约七八岁之时，便成为了地主家的马夫，自此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并练就了一身精湛的骑术。
那年马占山仅十八岁，他放牧时不慎遗失了一匹马，因而遭到了地主的告发，被官府捉拿，遭受鞭打与囚禁，并需赔偿损失。然而，那匹马却意外地自行返回。尽管如此，地主却依然拒绝退还赔偿金。马占山一怒之下，逃至邻近的山中，沦为山贼，占据山林，自封为王，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。
瞧瞧，以马为业，占据山岭，"马占山"这个名字，仿佛量身打造。
1905年，随着日俄战争的落幕，东北地区的土匪势力活动范围逐渐受到限制。彼时，马占山已晋升为土匪首领，他毅然决然地率领部众脱离山林，选择了接受朝廷的招安。
马占山在归顺后，自哨长职位起步，与吴俊升并肩成长，逐步提升。那么，吴俊升究竟是谁？他乃奉系军阀中的关键人物，曾紧随张作霖左右，并在皇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同遭遇日本炸弹的袭击，最终命丧黄泉。
对了，吴俊升的外孙女，她名叫王薇薇，但“Vera Wang”这个名字或许更为众人所熟知，她被誉为“婚纱女王”。
至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前夕，马占山已稳居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一职。事变发生后，时任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而滞留北平，彼时张学良以下东北地区的核心领导人皆不在东北，亦无归意。经深思熟虑，张学良于10月毅然决然，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。
张学良选用马占山，实属深思熟虑之举。一方面，尽管马占山曾与张学良会面，并坚决抵制“不抵抗”政策，然而张学良却始终不愿与日本势力正面交锋，甚至在他口述自传中将其视作东北军的“累赘”。另一方面，鉴于父亲留下的东三省这片繁荣基业竟如此轻易地付诸东流，少帅心中难免滋生出一丝不甘。
此时此刻，由那位出身剽悍的土匪，在东北军中拥有深厚根基与显赫威望的马占山来稳定局势，实为明智之举。
马占山，出身于土匪，却意外地登上了省份最高领导者的宝座。
即便东三省以惊人的速度陷入动荡，从蒋介石至张学良，皆保持着隐忍的姿态。面对这场纷扰，众多军政要员均对两位巨头投以困惑的目光，显得无所适从。唯有出身草莽的马占山，对此毫不在意。就在他出任黑龙江省代省长的第一天，便当众高声宣称：
“入侵必死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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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占山说到做到。
1931年11月4日，江桥之战中那声枪响，不仅标志着有组织、有指挥的武装抗日斗争的起始，若将视野放宽至更广阔的历史背景，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声怒吼。
马占山当时麾下集结了约两万人的部队，于江桥北岸构筑了三道坚固的防线，准备与日军展开一场生死之战。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东北军士兵们眼睁睁看着祖国的大片土地和家园相继陷落，却被迫按兵不动，他们早已将怒火燃烧到了极致。如今，他们人人以死相搏，个个勇往直前，誓要夺回失去的尊严与家园。
马占山部
在这场激战中，马占山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。他巧妙地运用机枪与步枪的协同，尽管他的部队仅有几门落后的山炮，但依然能够灵活应对。此外，他巧妙地指挥骑兵进行包抄和反冲锋，各式战术运用得恰到好处。尤为可贵的是，马占山身先士卒，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，始终坚定地坚守阵地，毫不退缩。
日本军队太凶悍。
遭遇首战失利后，日本军队持续增援兵力，最终在江桥一带集结，人数攀升至三万之众，并配备了飞机、大炮和装甲车等重型装备。
尽管武器装备和兵力均处于劣势，马占山部队仍于11月4日至18日期间顽强抵抗，坚守阵地达半月之久。然而，由于伤亡惨重，最终不得不撤离战场。
“江桥抗战”牺牲马占山部士兵
然而，正是在这场为期14天的激战中，"马占山"这个名字响彻了全国。
在那个年代，国人每日从报纸上目睹着国土一寸寸被侵占的消息，而一位勇于战斗、敢于拼搏的马占山将军横空出世，立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轰动。一时间，国内各大报纸纷纷以醒目的大标题报道“江桥抗战”。全国各地的民众自发组织慰问团和后援会，纷纷解囊相助，捐赠物资，全力支援黑龙江省的抗战事业。更有一位辛勤的苦力，特地赶来捐赠了一块银元给马将军，他自豪地表示，自己的月工资总共仅有两元，愿意将一半捐献出来。还有人心怀敬意地前往中国银行，取出一条金链子，请求银行代为出售并将所得款项捐献给马将军。
卷烟厂曾推出“马占山牌”香烟。
彼时，上海、哈尔滨等地的青年学子纷纷放下笔杆，投身军旅，组建了“援马抗日团”，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。上海音乐家协会亦特地创作了一曲《马家军之歌》。
著名教育家、文学家陶行知先生特作《敬赠马占山主席》一诗：
“神武将军天上来，
浩然正气系兴衰。
手抛日球归常轨，
十二金牌召不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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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上下洋溢着对马占山的热烈赞誉之际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80度大转变：
1932年2月，马占山降日。
首先，江桥战役的失利使得马占山不得不退守，边退边战，其过程艰难困苦。自江桥战役起，即便蒋介石与张学良屡屡口头赞誉，却从未提供过实质性支援，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弹药。蒋介石始终将马占山称为“民族英雄”，而非“抗日英雄”，其用意在于避免激起日本的敌意。
其次，及至1932年一月，孤立无援的马占山及其所部实已力不从心。当时，马占山面临两难境地：一者，若日军全力围剿，其部恐将全军覆没；二者，部下可能因绝望而哗变，导致部队如同鸟兽般四散而去。
第三，自江桥抗战爆发以来，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方面屡次对马占山施以诱降之策，而马占山始终坚决予以回绝。直至最终，马占山在“黑龙江省自治”的条件下，同意就任伪黑龙江省主席一职，然而他却拒绝在协议上签字，声称“我不识字”。
土肥原贤二
先前众人心中敬仰的抗日豪杰，竟选择了屈服？全国上下震惊不已！然而，在众人情绪尚未平复，准备对马占山这位出身草莽的将领进行指责之际，他却又做出了一件令日本人瞠目结舌的举动：
1932年4月1日，马占山假借检阅军队之机，率领部下悄然撤离齐齐哈尔，对外宣称再次掀起抗日烽火！
自马占山同意向日方投降，至其悄然逃逸、重燃抗日烽火，其间不过短短一个月光景。
倘若当时流行网络俚语，想必众人会齐声惊呼：“这转折来得太急转直下！老父亲们的腰恐怕都要闪伤了！”
马占山是否“诈降”？
关于此事，后世虽存诸多争议，然而，两个客观事实依然坚如磐石，不容置疑：
首先，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，马占山凭借其非凡的才智，巧妙地动用了12辆卡车和6辆轿车，成功将价值2400万元的伪满洲币（约合200万银元）、300匹战马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秘密运送出城。这些物资日后成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物质基础和资金来源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当时一些摇摆不定的军人（如石友三）的行为。
其次，马占山毅然高举抗日旗帜，再次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正面交锋。受骗于敌，日本关东军在1932年6月至7月期间，对马占山所部实施了多达8次的围剿，然而每一次都被马占山巧妙化解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同年11月，马占山巧妙布局，指挥四路大军对齐齐哈尔发起了反攻。
历经“九一八”事变一年有余，东北孤军仍敢孤注一掷，向省会城市发起反击，竟初战告捷，实属罕见（然终因兵力悬殊而告终），此等壮举，唯有马占山方可为之。
1932年12月的初旬，身处弹尽粮绝困境中的马占山，率领其残存部队撤退至苏联领土。
自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以来，马占山及其所率领的部队，坚定不移地在东北坚守了整整一年有余。
当时马占山“江桥抗战”宣传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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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“手握枪械便是乱世之主”成为铁一般不容置疑的定律。
在众多杰出军人之中，马占山并未因蓄力保存实力而选择退隐。即便在与日本人的激战中耗尽了自己的一切，他的时代实际上也已走到了尽头。
1933年6月，马占山经苏联辗转至欧洲，最终返抵上海。虽已年满48岁，但他仍怀揣壮志，归国后便登临庐山，向蒋介石主动请缨，誓言抗日。
失去了自己的军队，他原本以为仍有可能被委以重任。
毫无疑问，马占山遭到了蒋介石的婉言拒绝。于是，他毅然决然地返回天津，过上了隐居的生活。作为一位寓公，他的日子过得倒也宁静悠然，然而，有一桩事情却需要他费尽心思——那就是不断地应对日本方面对他发起的暗杀阴谋。
1936年，蒋介石突然电召马占山前往西安，实则意图派遣他参与内战。凑巧的是，马占山抵达西安之际，恰逢“西安事变”爆发。出身草莽的马占山，在对此事件的认知上，竟超越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上司张学良。当时，马占山力陈张学良：“国家危难之际，切莫加害蒋介石！”
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的硝烟弥漫，日本对华全面侵略，年届五十二的马占山毅然踏上前往南京的征程，再次请缨出战。历经一个多月的辗转，蒋介石终予其“东北挺进军”司令之职。然而，彼时战局急转直下，华北、华东地区迅速陷落，马占山作为“东北挺进军”的司令，其手中的权力与军队规模，恐怕不言而喻。
两年之后，马占山受国民政府之命，担任“黑龙江省政府主席”一职。然而，彼时中部重镇武汉已然沦陷，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。如此一来，马占山在东北的“主席”之位，恐怕连一张“空头支票”都不如。
1945年，随着抗战的胜利，蒋介石再度起用年届六旬的马占山，委以与共产党对抗的重任。马占山首度率军与共产党军队交战，便在平绥路柴沟堡一地遭遇惨重败绩。此后不久，他以病为由，隐退于北平。
1948年岁末，马占山、邓宝珊与傅作义三位将军经过反复磋商，毅然宣布举义，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。
1950年11月29日，这位一生戎马倥偬、后半生抱负未尽的马占山将军，因肺癌不幸于北京寓所离世，享年65载。其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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